博士比硕士更易抑郁！研究生压力来自哪儿？

筑牢研究生教育的心理健康基础，必须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状况。采用元分析方法，纳入2010到2023年的330篇文献（包括243161人），对我国研究生主要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和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是：学业倦怠（32.7%）、睡眠问题（24.9%）、强迫问题（23.1%）、抑郁（21.0%）、焦虑（16.0%）、敌对问题（9.7%）、自杀意念（8.8%）。文献出版年代、研究生的学段和专业、测量工具对检出率具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对策与建议：重视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性，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警惕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趋势，健全追踪与监测机制；关注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差异，完善服务与支持体系；革新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工具，建立规范的检出标准。

一

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面临严峻挑战

研究生是教育体系内的最高层次人才，肩负着引领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的使命，关乎国家与民族的未来。然而，他们往往面临着更多且更具风险性的应激源。在个体发展方面，研究生处于从成年初期向成年中期的关键转折阶段。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观，个体需有序完成“亲密”与“繁殖”的发展任务，而多数学生选择延迟婚姻和生育以成就学业，会普遍体验到孤独感和停滞感。于外部环境而言，学位授予的严格标准，就业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的高期待等因素，共同加剧了这一群体的心理压力。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且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议题。发表在《Nature》及其子刊的调查研究显示，全球15%~25%的研究生对其学业经历感到不满，41%和39%的研究生分别面临抑郁和焦虑。我国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更为严峻，随着社会转型和教育改革的推进，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自2010年智能手机盛行以来，年轻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激增。在此期间，我国研究生的情绪问题频频出现，自杀现象时有发生。截至2023年，我国在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总人数已达到365.36万。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群基数，对其心理健康问题的全面了解和深入剖析，已迫在眉睫。

从广义上讲，心理健康问题是指对人们的认知、情感、思维或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状况，既包括轻微的心理困扰，也涵盖一般的心理障碍，甚至涉及更为严重的神经症和精神病。针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是在精神病理学取向下开展的，这一取向将心理不健康视为心理或行为症状的“阈上”状态，强调对问题的识别与治疗。尽管也有其他研究取向，如积极心理学取向和完全取向，提出将积极特质和幸福体验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但相较之下，心理健康问题的识别通常基于临床经验或研究证据，具有操作简便、结果可比较和适用于大样本筛查等实用价值，因而研究者多以问卷测量的方式评估心理健康问题，根据检出率的高低来衡量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具体而言，基于不同的成因和表现形式，心理健康问题通常被划分为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两类。内化问题根源于个体对心理冲突的过度内部化处理，表现为情感的过度抑制，如焦虑、抑郁和自杀意念。外化问题则来源于对心理冲突的抑制不足，表现为行为控制的缺失。其中，强迫问题、敌对问题以及自杀尝试是重要考量指标。除以上传统分类外，研究生群体中还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心理健康问题，他们不仅反映着消极的心理状态，同时也伴有不良的行为表现。如长期处于高压学习环境中的研究生，可能因消极的个人经历和学习环境产生学业倦怠问题，表现出学习兴趣缺乏、效能感低下和厌学行为。学业倦怠不仅影响学业表现，甚至会进一步激化焦虑、抑郁和物质滥用行为。此外，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睡眠问题逐渐成为一大心理健康挑战。由于学业需求而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抑或因减缓学业压力而沉溺于数字网络，均会为研究生的睡眠带来不利影响。睡眠问题表现形式多样，包括入睡困难、睡眠难以维持、睡眠质量差以及日间疲倦等，与各种身心健康指标乃至死亡率存在显著关联。已有实证研究对以上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进行了广泛探讨，但结果差异悬殊。如研究生抑郁的检出比例低至不足10%，高则超过40%不等；强迫问题的检出率从10.8%到35.3%均有报告。

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情况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其可能因文献发表年代和样本所属区域而异。在时间方面，研究者的横断历史分析发现，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自2000年至2019年下降了16%。然而，该研究的年代跨度并未涵盖心理健康问题出现激增的新冠疫情及常态化时期，有必要更新对研究生心理健康近况的认识，以准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在地域方面，未有研究直接得出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差异，但一些间接证据显示，西部地区大学生的睡眠问题和自杀意念的检出率方面显著高于东部地区。这暗示了在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由于缺乏心理健康服务和公众健康意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更为普遍。其次，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受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就性别而言，有研究表明，女性研究生在抑郁和焦虑上的检出率显著高于男性研究生。不同学段的研究生可能面临不同的心理健康挑战。相较于硕士生，博士生可能因更长期的学业压力和潜在的社会隔离感，存在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另外，也有证据表明心理健康问题因专业类型而存在差异，如医学类研究生往往比其他专业表现出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最后，测量工具的选择也会对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具有决定性影响。因为不同的评估工具往往侧重于心理健康的不同方面（如认知功能、情绪状态或行为表现），并且不同的常模和评分标准也会导致检出率的差异。不过，这一推断尚缺乏直接的支持证据。

综上所述，我国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形势严峻，但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结果众说纷纭，无疑会对整体状况的估计带来巨大困惑；二是检出率的众多影响因素尚未明确，虽然个别研究揭示了一些因素，却无法推及至更普遍的、客观的结论。元分析方法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它可以通过整合不同的研究结果来提供更全面且准确的数据解读，并且能够深入解析检出率背后的成因。鉴于此，本研究借助于元分析技术，提出以下研究目标，从而为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提供启示与对策建议：第一，全面评估我国研究生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情况，包括传统的内化问题与外化症状，同时也拓展至学业倦怠和睡眠问题等更为复杂的心理健康指标；第二，详细检验不同因素（包括时空分布、个体差异和测量工具）对检出率的具体影响。

二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

元分析的证据

（一）研究方法

1. 文献检索与筛选。中文文献检索通过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和硕博论文数据库进行；英文文献检索则选用Web of Science、Scopus和Pubmed等文献库。针对研究生的检索词，中文包括“研究生”“硕士”或“博士”，英文包括“graduate”“postgraduate”“master” or “doctor”；针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检索词，中文分别是“焦虑”“抑郁”“强迫”“敌对”“倦怠”“睡眠问题”或“睡眠障碍”或“失眠”“自杀”，英文分别为“anxi*”“depress*”“compuls*” or “obsess*”“hostil*”“burnout”“sleep” or “insomnia”“suicid*”。此外，英文数据库的检索还需加入检索词“Chin*”。范围设定为摘要，时间跨度为201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检索后获得12105篇相关文献。

使用EndNote X9软件导入文献，根据以下标准进行筛选：①只有实证研究且为原始资料的文献才被纳入，排除纯理论性和综述性文章；②文献必须报告检出率或提供计算检出率所需的必要信息，同时排除了数据不清晰或存在不可修正错误的研究；③文献必须对使用的检出方法或测量工具有明确介绍；④研究对象限定为中国内地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不包含临床样本；⑤为保证样本的独立性，对于采用相同数据集重复发表的研究，仅选择其中一项；对于追踪研究，计算多个时点的平均检出率；对于干预研究则只提取干预前的检出率。为避免遗漏，将报告多种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文献互相补充。最终纳入330篇文献，包括243161名研究生。其中，有关焦虑文献89篇、抑郁文献100篇、自杀意念文献20篇、强迫问题文献43篇、敌对问题文献43篇、学业倦怠文献22篇、睡眠问题文献13篇。自杀尝试的相关文献数量（3篇）不足以进行元分析，故未被纳入。

2. 文献编码与质量评价。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详细编码，涵盖以下信息：标题、第一作者、出版年份、地区（根据所在省份编码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4个经济区域）、使用的测量工具及其检出标准、参与被试的总数和检出率。不同分组（如性别、学段和专业）的特定结果被记录在各项研究的子数据库中。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供的观察性队列和横断面研究质量评估工具对纳入研究进行质量评价。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分别有8项和14项标准，对于每项标准，符合记1分，不符合记0分。横断研究的总分范围是0到8分，纵向研究的总分范围是0到14分。经评估，纵向研究文献有1篇，其文献质量评价得分为11分，高于理论平均值（7分）；横断研究的文献质量评价得分范围在4到8分之间，平均分高于理论平均值（4分）。

（二）研究结果

1. 发表偏倚检验。由于涉及指标较多，各类文献数量不尽相同，本研究在统计分析中采用漏斗图、Begg等级相关、Egger线性回归和失安全系数等多种方法综合检验发表偏倚。漏斗图显示，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效应值呈对称的倒漏斗状。Begg等级相关和Egger线性回归均未同时达到显著水平（p>0.05），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发表偏差。此外，失安全系数大于临界值5n+10（n是元分析中的研究数），同样支持无明显发表偏倚。

2.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使用CMA 3.3软件对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进行元分析。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1。

总体而言，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较高，其中4项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比例均超过1/5。学业倦怠的检出率高达32.7%，这可能与研究生学习压力累积、导师指导不力以及教育环境的负面影响密切相关。睡眠问题的检出率为24.9%，其背后的原因包括生活作息不规律和数字设备使用。强迫问题的检出率为23.1%，内卷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生的过高追求可能是其主要诱因。抑郁的检出率为21.0%，其成因可能涉及研究生特有的认知模式和导生关系。焦虑（16.0%）、敌对问题（9.7%）和自杀意念（8.8%）的检出比例相对较低，然而这些问题的影响后果严重，不可轻视。以上发现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制定保健措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3. 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调节因素。如表1所示，各心理健康问题指标的Q值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0.001），I2值均超过75%，表明不同研究之间的效应值差异可能不只是由随机变异导致，而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探究这些差异背后的调节因素是必要的。关于调节效应的分析，根据变量的数据类型采用两种不同方法：①运用元回归分析来探究连续变量（发表年代）的调节效应；②通过亚组分析来检验分类变量（经济区域、性别、学段、专业和测量工具）的调节效应。参照既有标准，亚组分析检验要求每个水平的效应值数量不得少于3个，不满足亚组样本条件的因素不被纳入分析。

发表年代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见表2）发表年代正向预测焦虑（b=0.045, p=0.016）和抑郁（b=0.056, p=0.002）的检出率，对其他问题检出率的预测并不显著（p>0.05）。总之，自2010年到2023年，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呈现出恶化发展，表现为焦虑和抑郁明显上升，其他心理健康问题趋于稳定。以上发现暗示，数字媒体的普及和社会变迁的加速可能使研究生群体感受到对未来的担忧和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他们的日常情绪状态，出现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问题。

经济区域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见表3）各类心理健康问题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表明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地域分布较为均衡。这一发现挑战了关于“经济水平与心理健康存在负向关联”的刻板观念。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因素对研究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受到宏观政策的平衡。以西部地区为例，虽然经济状况较为落后，但是随着国家对“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政策的实施推进，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明显提升，研究生的就业率和满意度普遍较高，因而其心理健康水平与经济发达地区无异。

性别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见表4）各类心理健康问题在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反映出男性研究生和女性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相近。本研究结果与先前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发现相一致。基于发展性精神病理的观点，心理健康问题的性别差异在青少年期达到顶峰，例如，荷尔蒙分泌和神经发育使得女性比男性更为敏感，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而进入成年期后，男性和女性所面临的压力源数量逐渐平衡。特别是高校学生群体中，该趋势可能更为明显，使得两性在心理压力的程度上表现出相似性。

学段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见表5）焦虑（QB=8.872, p=0.003）和抑郁（QB=8.034, p=0.005）的检出率在不同学段的差异显著，表现为博士生的焦虑和抑郁明显高于硕士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博士生面临更严峻的学术要求和更高的期望值。此外，博士生的经济压力和家庭需求也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专业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见表6）自杀意念的检出率在不同专业研究生之间存在差异显著（QB=9.115, p=0.003），表现为医学研究生的自杀意念显著高于非医学研究生。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在不同专业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这一结果可能源于医学生会面临共情疲劳、伤痛和死亡暴露等特殊职业压力或情境，导致自杀意念风险的增加。相比之下，其他心理健康问题虽然也受环境影响，但其形成通常与更常见的心理和环境因素相关，因而在不同专业的学生中都普遍存在。

测量工具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见表7）抑郁（QB=38.533, p<0.001）和焦虑（QB=49.889, p<0.001）的检出率在不同的测量工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于焦虑而言，GAD-7测得的检出率最高，DASS次之，SAS再次之，SCL-90最低。后续比较表明，GAD-7、SAS和SCL-90所测得的检出率显著递减（p<0.05），而三者与DASS的差异不显著（p>0.05）。于抑郁而言，PHQ-9测得的焦虑检出率最高，SDS次之，DASS-21再次之，SCL-90测得的检出率最低。后续比较表明，PHQ-9测得的检出率显著高于SDS（以≥50为检出标准）、DASS和SCL-90（p<0.05），SDS（包含≥50和53两种检出标准）测得的检出率显著高于SCL-90（p<0.05）。此外，自杀意念的检出率在测量工具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以上结果可能反映出焦虑和抑郁的不同测量工具及其标准各有侧重，而自杀意念的两种评估方式具有相似的敏感度。

三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建议

采用元分析技术，对近14年来我国研究生群体的多项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性考察。各类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学业倦怠、睡眠问题、强迫问题、抑郁、焦虑、敌对问题、自杀意念。文献发表年代、学段、专业、检出工具等因素对检出率具有显著影响。相关结果可资于指导心理健康研究、服务和教育政策制定，进而提升我国研究生群体的心理福祉，为实现“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一）重视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性，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第一，复杂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本研究首次对我国研究生学业倦怠的检出率进行了整合分析，发现我国超过三成的研究生对学业活动产生倦怠、缺乏成就感或表现出厌学行为。先前研究表明，长期的学业压力、不足的导师支持和消极的学习环境是研究生学业倦怠的重要原因。由此，高等教育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①调整课程负担和课业评估方式，减轻学习压力，同时鼓励学生积极探索个人兴趣；②培训和监督加强导师的职责意识，建立有效的师生沟通平台，促进师生的学术互动；③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规范学术活动，创建更具支持性的学习氛围。另一方面，近1/4的研究生存在睡眠问题。在高压的学业环境中，研究生容易养成晚睡、少睡等不规律的生活作息，是导致失眠、日间疲惫或嗜睡等问题的直接原因。睡眠问题也与数字媒体的使用密切相关。无论是入睡前主动使用手机，还是被动性地回复通信，均会干扰睡眠的启动和维持。面对学业压力和数字环境的双重挑战，教育者不仅应适当减轻研究生的课业负担，还应提供时间管理培训和科技产品使用指导。这些举措旨在帮助研究生更高效地安排学习与休息时间，同时健康地利用数字媒体。此外，高校应积极开展健康睡眠教育，包括如何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及采取适当的放松技巧，以提高研究生的睡眠质量。

第二，强迫和抑郁较为普遍。强迫问题的检出率为23.1%，位居第3。与本研究结果相似的是，有研究者报告了中国研究生群体中22%的强迫问题检出率。群体特征可能是这一外化问题居高不下的潜在原因：在当前“内卷”文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环境下，研究生倾向于主动或被动地设立较高的学业目标和完美主义追求，可能会激发强迫性的思考和行为模式。为此，研究生自身应注重自我意识与调控能力的提升，更好地识别并管理强迫表现；高校可以通过提供干预措施，如团体心理咨询，帮助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经历，促进情感释放以缓解强迫问题。研究生抑郁的检出率为21%，明显高于先前元分析所报告的14%。研究生抑郁的高发性可能与其特有的认知模式有关。他们通常具备较高的自我意识水平和自我反省能力，倾向于通过深度内省来分析和应对压力，而如果压力未被有效解决，则会深陷自我批判和内部困扰中。因此，研究生应提高自我接纳能力，通过关注和接纳自身经历来减轻自我批判的负面影响；高校可以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课程，教授学生如何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价和积极的自我对话，以转化自我批判的思维模式。导生关系也是研究生抑郁的重要原因。导师与研究生的人际冲突可能使学生感到孤立、受挫和自我怀疑，增加抑郁风险。因此，研究生要积极发挥自身主动性，提升人际沟通技巧，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指导教师需要维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定期关注学生的学术和情感状态，及时解决学生面临的问题。

第三，其他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①研究生焦虑的检出率为16.0%，超过了之前研究得出的11.7%，同样高于大学生13.7%的检出率。②9.6%的研究生具有敌对问题，与前人得出的研究生敌对问题检出率（11%）相当。③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8.8%，略低于大学生10.8%的检出率。受文献量限制，笔者未能对自杀尝试的检出率进行考察。需要注意的是，近期的元分析显示，22%的研究生对自杀行为持有肯定态度。这说明研究生自杀问题总体情况可能并不乐观，后续研究者需深入了解。总而言之，虽然研究生的以上心理健康问题相对较少，但也显示出一定的增长比例（如焦虑）或具有潜在负面后果。因此，高校应当扩大心理健康服务的投入，增强预防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实施及时的干预策略，以应对潜在的研究生心理健康危机。

（二）警惕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趋势，健全追踪与监测机制

研究生焦虑和抑郁的检出率随年代明显上升，其他心理健康问题保持相对稳定。由此可以得出，我国研究生的总体心理健康问题在近14年来呈恶化发展趋势。这一结果支持了心理健康水平随数字时代发展而下降的观点。尽管网络媒体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诸多与之相关的风险因素，对年轻人群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外，随着教育结构的调整和就业形势的变化，研究生对学业和未来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愈发强烈，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引发焦虑和抑郁。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是，先前研究发现我国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呈总体改善的变化特点。造成这一矛盾结论的原因主要在于考察的时间段不同。其他研究者所纳入文献的发表时间集中在2019年之前，而本研究以智能手机的出现作为关键节点，全面检索了2010年到2023年的文献，尤其是涵盖了近几年来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新冠疫情及其常态化时期。

鉴于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趋势，高校应建立和完善追踪与监测机制，以更有效地应对心理健康挑战。首先，定期开展全面全员心理健康筛查，利用标准化工具对研究生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确保能够及时识别出需要心理援助的“风险”人群。其次，建立长期的数据追踪系统，通过持续监测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变化趋势，分析心理健康问题的发展规律和相关因素。最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咨询人员要警惕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心理健康的潜在威胁，谨慎应对可能遗留的心理健康问题。

（三）关注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差异，完善服务与支持体系

博士生的焦虑和抑郁检出率显著高于硕士生。这一结果表明，随着学业的延续，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风险逐渐上升。硕士阶段科研或实习任务相对较轻，而进入博士阶段，额外的压力源，如经济需求、婚姻和生育等，逐渐成为个体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多重压力的叠加可能是导致博士生出现抑郁和焦虑的重要原因。医学研究生的自杀意念问题显著多于非医学类研究生。这一现象可能由两方面原因导致。首先，医学研究生除了需要处理繁重的课业任务外，还面临着较高的实习压力，尤其是在临床实践中经常需要处理患者的情感需求。长期的情感负担和同理心的输出会导致心理上的疲惫，提高了自杀意念的风险。其次，医学研究生在学习和实习过程中难免会接触到伤痛和死亡场景。长期的暴露能够降低个体的死亡恐惧感并提高对痛苦的耐受性，进而改变了对自杀的态度和接受程度。

针对个体差异，教育者必须深入了解不同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需求，并通过完善的服务体系提供适宜的支持和资源。针对博士生的特定需求，高校应开展具体的支持项目。这包括增加博士研究生的学业补助、提供更多的勤工俭学岗位，并制定支持博士生婚姻和生育的政策或管理条例。对于医学类研究生面临的额外压力，建议采取以下举措：①调整规培和实习安排，减轻学业和工作的负担；②提供共情疲劳培训，帮助学生建立有效的情感边界，减轻心理耗竭；③建立危机干预团队，为遇到困难的学生提供及时的支持和干预。

（四）革新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工具，建立规范的检出标准

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因测量工具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就焦虑而言，GAD-7测得的检出率显著高于SAS，而SAS的检出率则显著高于SCL-90。GAD-7作为一种专门用于筛查和评估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工具，对焦虑症状的细致和专注程度较高。相比之下，SAS更侧重于评估个体焦虑的主观体验和强度，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焦虑症状时得出较GAD-7更低的检出率。SCL-90是一个综合性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覆盖多种心理症状，可能在专门识别焦虑症状方面不如GAD-7和SAS敏感。此外，GAD的评估的是两周内的焦虑症状，时间跨度比SAS和SCL-90一周的检出时间要长，也可能是检出率更高的原因之一。就抑郁而言，PHQ-9测得的检出率显著高于SDS（以≥50分为检出标准）、DASS和SCL-90，SDS的检出率显著高于SCL-90。尽管抑郁和焦虑属于两种不同的心理症状，但二者的检出工具差异结果在趋势上大体一致。这可能与评估工具的来源有关。

研究结果从侧面反映了当前研究生心理健康研究领域在评估工具方面的若干局限。其一是许多用于心理健康研究的工具源自西方文化，尽管已进行了本土化调整，但仍面临样本老化和时效性的限制。其二是某些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工具种类不足，阻碍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理解。再次，由于研究工具的检出标准不一，不同研究间的结果存在变异。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以增强心理健康评估工具的准确性和可比性：①革新本土化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尤其是要考虑到当今时代不同人群的心理发展特点；②开发多元化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不仅需要覆盖更广泛的心理健康问题，还应捕捉到特定问题的细微差别；③建立规范化的检出标准，这要求检出工具要统一检出时间，并确保检出临界值的判定依据实证证据和临床经验。

作者简介

俞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教授；王学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7期，原标题为：《俞国良 王学振｜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状况与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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